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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催得百花开

迤逦舞步从古至今，登上过峰巅，也落入过深谷。上世纪开始，似又跨入了一个春天。

上世纪30年代，“一代舞魂”吴晓邦把西方现代舞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为富有批判精神的“中国新舞蹈艺术”播种火苗。此后民族舞蹈技术技巧，一代代舞者沿路前行，用中西结合的现代舞语汇讲中国故事。

上世纪40年代，“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回国寻根。1946年，她在重庆举行首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为祖国打开了民族舞蹈的宝库”。浸满苗疆风情的《苗家月》、喜庆明快的《瑶人之鼓》、以陕北秧歌中“莲花灯”为元素的《荷花舞》，自此从民间走上舞台。

上世纪80年代，著名编导孙颖建立中国古典舞“汉唐舞派”。踏鼓而舞的《铜雀伎》，翘袖折腰的《楚腰》，狂放挥洒的《谢公屐》，一问世便惊艳国人。和他一样，一批编导从戏曲中提炼动作、从壁画中捕捉神韵、从武术中寻找风骨，以期重现古典舞的真实姿态，共同绘就古典舞的当代风景。

“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民族舞蹈技术技巧，中国舞蹈也越来越向着多元化发展。”著名编导、中国东方歌舞团艺术总监陈维亚评价。

步入21世纪，中国舞蹈创作推陈出新，诞生了大批舞剧、舞蹈诗、实景演出。

2000年4月，舞剧《大梦敦煌》在北京首演。舞台恢宏，变身为“可移动的敦煌”。编排融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与民间舞为一体，以细腻的肢体动作诉说百般情感，把观众带回古代敦煌，带入一出爱情的悲剧。

孔雀开屏、蚂蚁走路、青蛙翻身、蜻蜓点水……在舞蹈家杨丽萍和族人跃动的足尖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的舞台变成了一片田野，拙朴的技巧将民族风情尽情张扬，传递出生命最初的呼唤。

走进红灯高挂的大院深巷，就走进了舞剧《一把酸枣》的故事深处，品赏到了背后深厚的晋商文化。这部舞剧处处渗透历史、再现历史，编排既富有乡土气息，又不失东方文化的典雅含蓄，是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这些舞剧，做到了市场与口碑的双赢。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新中国舞蹈创作的特点：舞蹈语言越发多样、舞蹈性格逐渐鲜明，作品不再局限于叙事或是抒情，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创作者的思考，整体水准在提升。”于平认为。

只待来年春更好——困境与展望

爱中国舞蹈的人，对她有着更高的期许。

曾经辉煌的汉唐舞风，明清之际几乎全部湮没，未留下一支真正“活着”的中国古典舞。后人只能凭借典籍的描绘，根据戏曲、绘画甚至武术，去揣度中华舞蹈的根脉，去复原中华舞蹈的“原貌”。而与芭蕾的典雅、现代舞的悠扬、拉丁舞的热情等特征相比，中国舞的风姿还未能引领世界潮流。如何接续古风，提炼并弘扬中国舞蹈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舞蹈的韵味，成了舞蹈学界关注的首要问题。

“内核比技巧更重要。找到自己的根、守住舞蹈精神和文化理想，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不可替代。”江东直陈。

如何寻根，答案仍在找寻。

“从满台的中国符号，减到只剩下中国味道”是台湾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的理念。这位享誉世界的编舞家不故步自封于中国舞蹈的传统“程式”。从《红楼梦》到《九歌》，再到《水月》，他的作品融合了芭蕾的优美、太极的空灵、武术的刚劲、现代舞的奔放，甚至经常使用西方配乐，然而，却始终散发出鲜明的中国气息。究其原因，就是从中华文化的根上入手，抓住了其内在神韵和美学情怀。

这对今天的中国舞蹈编创或有所启示。

有传承，更要有创新；有了“中国味道”，也要有现实生活。很多专家异口同声：缺乏生活气息、现实意识与平民情怀，是中国舞蹈面临的又一瓶颈。

8月19日，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大赛在西宁落幕，这一比赛，中断了8年。

回忆起8年前的决赛，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记忆犹新——作品多是“深宫怨妇”，离生活太远。他指出，“好的作品应该内接地气，单纯玩形式而内容空洞的作品，严重脱离群众，最后只能是路子越走越窄”。

在于平看来，张继钢的大型组舞《献给俺爹娘》是中国舞台上的舞蹈逐步表现生活、贴近群众的范例。“其中的作品无不体现出编创者对生活、对黄土地的挚爱。一位批评家说：张继钢力图用农民的歌喉吼出农民生命情调的颂歌。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精品扎根于生活’。”

中国舞蹈一路向前。同领风骚于世界舞台，尚任重道远。

舞者的探索，从未停歇。（记者 王斯敏 通讯员 陈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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