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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计算机领域的一系列新技术对计算机工业,对各个行业的计算机应用,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VLSI 技术的高水平发展及RISC 技术,多机的集群技术与并行处理,网络技术与Internet,多媒体技术,以CASE 为代表的软件开发环境与软件工程,以及面向对象技术等。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七五”与“八五”计划的实施阶段,也是八六三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从诞生走向高潮的阶段。同时,我国还实施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配套计划。国家对于科研机构与高等学校寄予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厚望。

显然,计算机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已为我们创造了极好的机遇,而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实施则为我们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和舞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自身经过短短的数年的整顿调理,走出了文革的阴影,恢复了巨大的活力。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 都已造就了我系奋起腾飞态势。

审时度势,我系为新一阶段制定了明确的科研规划。规划主要涵盖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VLSI 设计技术,软件工程与知识工程等四个方向, 包含了以下的前沿与关键技术:(1)并行/ 分布处

理技术,指令级并行与编译优化;(2)网络技术,开放环境下的客户/ 服务器计算;(3)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与复用技术;(4)智能技术与系统;(5)多媒体信息处理;(6)科学计算可视化;(7)CAD 支撑技术与VLSI 设计技术。规划从指导思想上,还着重强调分清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推广应用三个层次,把为我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多做贡献作为清华计算机系的一项根本任务。如何逐一落实这规划,实现奋起腾飞目标呢?

一、在人才竞争中取得主动,教师队伍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在生产力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人。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取得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的不断进步计算机网络与数据库技术及其工业应用,我们必须在人才竞争中取得主动,必须把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作为一个常年不懈的首要任务。而在那段时期里,出国、经商、校外高待遇比留在校内工作有着大得多的诱惑力,动员优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在一度时间里相当困难。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则需要克服多道难关,付出更艰辛的努力。为此,我系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系领导班子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把队伍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列为首要任务。时任系主任的王鼎兴老师提出的“让位子、搭台子、压担子、撑腰杆子”成为培养年轻教师的佳话。其次,抓思想教育。召开新老教师座谈会,请系里的老领导、年长教师讲系史,讲传统;请青年教师讲在清华工作的体会与责任,新老教师共同加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感。第三,在职称、教学、科研等方面尽量争取条件,让青年教师在第一线的教学与研究任务中成长。第四,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外招聘优秀人才充实队伍。1988 年我系成立博士后流动站,它成了我系青年教师的重要来源。到1997年为止计算机网络与数据库技术及其工业应用,我系的博士后流动站就为我系补充了11名教学科研骨干,现在我系的胡事民、邓志东、汪东升等教授即是这批骨干的典型代表。

以上措施使得我系的教师队伍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到1998 年,我系共有教师140人,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共有57 人(21 人有博士学位),占全体教师的40%。当我们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字的时候,或许会不以为然。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考虑当时校内外计算机从业人员待遇反差极大的历史条件,这样的结果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二、形成了涵盖计算机学科的从本科直至博士后的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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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要培养人。为了完成好这项根本任务, 在本科生的培养方面,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与学科变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早在1985 年,我系就开始在国内率先实行本科一个专业--计算机学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方案。在变革之中,我们实行了学分制,按照打好基础,加强实践,优化骨干课的原则,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为了加强实践环节,系里建设了具有先进水平的计算机原理、微机、计算机接口、微机控制等教学实验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从国家或学校拿到建设这批实验室的经费。在广大教师的支持下,这批费用是系里通过从科研经费提成的办法解决的,这是我系历来重视实践教学优良传统的一个生动体现。

所有这些,使得“重基础,强实践”的教学思想落到了实处,为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质量带来了收获。这一事实可以从以下的事情中得到映证:在历届举行的学校、乃至全国的“挑战杯”大赛中,我系学生多次获得了一等奖;在1997 年电子部、国家教委、团中央举办的全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我系囊括了前三名。1998 年我系组队代表清华、代表中国首次参加ACM 世界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在参赛的1250 个队中,我们夺得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好成绩。而自那时起,我系连年组队参加ACM 世界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每年都有不俗的表现,它成为我系人才培养的一个亮点。

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1987 年由金兰、卢开澄教授指导的我系第一位博士生何敬民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自此,我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结束了初期的探索而进入了连续的产出阶段。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实行了“提前攻博”、“4-2 衔接攻硕”、“直接攻博”等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从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直接攻读博士的研究生,优化了培养过程,成效显著,保证了培养质量。1989 年,我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迎来第一批博士后。从此,清华计算机系形成了涵盖计算机学科的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直至博士后的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基地。

三、探索新体制,建设适合我国基础研究基地和“产学研结合”基地

1984 年,为了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水平,实现“占有世界一席之地”的目标,探索适合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新体制,我国启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这为我系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建设以及基础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1987 年,联合校内的自动化、电子两系我们启动申请“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获批准。1990 年该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对外开放,周远清教授任实验室主任,成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基础研究基地。“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自建立后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我系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以后连续两次的全国范围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以突出的成绩名列A 类实验室的第一,1997 年成为全国18 家信息电子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第一名。

八五初期,为促进重大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促进科研体制的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我国开始实施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由于我系在计算机图形学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尤其在国产CAD软件的研制、开发、使用与推广中的突出成果,1997 年“国家CAD 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我系成立,孙家广教授任中心主任,中心成为我系后来实行“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基地。

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了荣誉

二十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与国际上的计算机工业界以及学术界的交往不断扩大,实质性的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十年里,我们从国外获得的设备总金额达到2800 万元,和COMPAQ、IBM、Intel、Motorola、HP、Tandem 等知名公司合办了8 个联合实验室或培训中心。这些中心的建立为我系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先进的设备;也为社会提供了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软件与开发工具的培训;还为我们在此后和国外企业与大学的合作获取经验、迈上新的台阶与层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十年里,我们还完成了国际合作项目13 项,科研经费达到1600 万元。

例如,我系和校核研院联合承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技术合作局的项目管理与办公自动化系统历时三年,研究经费90 万美元。项目解决了技术合作局信息管理中的信息孤岛问题,提高了办公效率,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们的好评,为清华大学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

从1997 年开始,我们还和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举办两岸清华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该赛事每年举行一次,双方各派两支队伍、轮流在北京与新竹两地交换举行。这一比赛沟通了两岸清华师生们的感情,促进了学术交流。

后来,这一赛事还包括了香港科技大学。如今,它已成为两岸三地,三个学校间充满亲情与友谊的师生交流舞台。

五、科研呈现了鲜明的面向应用的特点,体现了我系学科方面的综合实力

在这十年里,我系的科研呈现了鲜明的面向应用的特点,体现了我系学科方面的综合实力。北京期货交易系统和云南玉溪卷烟厂的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是两个最突出实例。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我国开始引入西方的期货交易,建立期货交易市场。1993 年,正在筹备的北京期货交易所要求我系为他们开发一个具有400 个交易席位、完全电子化的计算机期货交易系统。要设计和实现这样先进的、在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应用系统,当时在国内外都无先例可循。在校、系两级领导的支持下,以吴建平老师为首的系统结构、软件两个教研组20 余名师生为主的开发队伍,从7 月30 日签订合同到11 月18 日交付使用的100 多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从系统需求分析、硬软件选型、系统设计与实现、测试的全过程,投入运行的系统每天成交额可到200-300 亿元人民币,这不仅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后来我系计算机网络研究,对于清华牵头建设我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对于我们的学科建设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1997 年,“北京商品交易所计算机交易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 年,全系6 个教研组30 余名师生联合承担了云南红塔集团玉溪卷烟厂的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应用了人工智能、数据库、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等技术,对市场上的产品行情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分析报告,以朗读的方式输出报告内容,用直观的可视化的图形显示数据分析结果,技术手段十分先进。即使拿15 年后今天的水平与标准衡量,这些技术及其应用的理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先进性。

综上所述,我们采取各项有效对策,终于实现预期目标。凭借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多方面的优势,我系在1996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学科的评估中位居第一,成为当时国内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三所高校之一。确凿统计数据也表明了,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我系教学和科研成绩斐然,硕果累累。

建成一支高素质、高水平、充满活力的教师梯队,1998 年已有教授44 名、副教授54 名,占全系教职员工(共178 名)中55%,其中包括博士生导师24 名,而且4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全体教师的40%。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直至博士后的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培养出计算机学科的各层次高质量人才。

1987-1998 年共培养出本科毕业生1907 名,硕士739 名,博士81 名。

我系共完成各类科研项目459 项,其中“八六三”项目109 项,国家重点攻关项目10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8 项,其它基金47 项,国际合作项目12 项,其它131 项;总科研经费达到一亿一千二百多万元;获得省部级奖项63 项,国家级奖项12 项。这段时期内我系科学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987 年,THUDS 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 年,“微程序优化及软件流水线新方法”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级大规模集成电路CAD软件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时非特定人语音识别系统”获电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 年,“语音输入电话自动查号系统”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1991 年,“智能机器人技术空间(运动)规划理论及应用”获得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 年“机器人行动规划理论及其控制技术”获得电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3 年,“熊猫集成电路CAD 三级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七五”科技攻关项目“RISC 体系结构研究”率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RISC 计算机,获机电部突出贡献奖。“RISC 单发射与多发射体系结构的指令并行性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李三立院士的专著“RISC- 单发射与多发射体系结构”获国家教委1994 年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

1995 年,我系张钹、安徽大学张铃老师的“人工智能问题分层求解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清华作为牵头单位、我系主要承担、连接全国高校的“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95 年建成,97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 年,国家“八六三”项目“高华CAD 二维绘图系统”被评为“中国电子十大科技成果”,1997 年又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另外,我们在“产学研结合”方面也取得了以下的可喜的成果:

“ 图纸自动输入系统TH-DAIMS”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级新产品,定为重点推广项目,一度占有国内同类产品三分之一的市场占有率。

“ SED-08 路由器”被国家科委列为九七年国家级新产品,被国家科贸委认定为全国重中之重的技改项目,投入批量生产。

“ 傻瓜式声控电话机”被国家科委认定位“九五”第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项目,授予国家级新产品证书,由中国科技开发院江门分院投产。

国家科委和教委批准、设在我系的全国CAD 应用培训网络北京中心1995 年通过验收。至1997 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66 期,培训学员近万人。

回顾这段历史,概括起来可以用下面的四句话予以总结:

在人才竞争于我不利的条件下稳定了教师队伍,改善了队伍结构。

在学科领域不断变化的形势下缩短了学制,调整了培养方案,对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实行改革,形成了涵盖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基地。

在我国“七五”与“八五”及其他重大计划的实施中完成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任务,取得了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成果。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强劲东风中,国际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经历以上奋起腾飞过程,我系进一步扩大了,进步了,成长了。然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这个由人类所创立、有史以来变化最为迅速的学科的自身发展,我国“九五”、“十五”、“十一五”以及一系列重大科技发

规划和计划的实施,犹如战鼓声声,催促我们整装待发,百尺竿头仍需更进一步。我们又踏上了奔向一流的征程。

作者周立柱教授在1996年7月-2003年11月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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