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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技术归零五条原则，我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取得新成就，在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于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法治精神与实事求是原则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完成科学严谨的工作一方面必须要全面贯彻法治精神，努力做到一丝不苟、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的确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丝不苟地工作，严格地执行制度与技术规范，最终也不能保证不出任何质量与技术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事实证明，法治精神与实事求是原则相结合，不仅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改进与加强法制建设。

应该说，由于各类飞行器飞行试验与作战使用的高可靠度要求，使得航天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管理成为研制、生产、试验过程中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硬约束。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几次令人心痛的航天发射失利与挫折之后，老一辈航天人卧薪尝胆，总结出了质量与技术问题“归零”工作必须遵循的技术与管理归零“双五条”标准：技术归零标准为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管理归零标准为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制度。制度形成后所发生的绝大多数质量技术问题归零都是严格按照“双五条”归零标准执行的，虽然严格执行“双五条”归零标准经常在进度上、经费上、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压力，但是严格按程序办事、按标准办事的法治精神一直得到坚决的贯彻。这种韧性的坚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各类飞行器发射成功率大幅度提升，不仅显著地节约了研制经费，缩短了研制周期，而且提高了声誉，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

但同时，实践中也的确不时遇到这样的一些质量技术问题，由于经同行专家认定以现有条件与认知水平无法解决的某些客观原因，使得归零工作完全符合“双五条”归零标准成为不可能。面对这些情况技术归零五条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不经意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完成归零方案所确定的全部归零工作基础上，经科学分析或间接验证能够得到“不影响飞行试验成功”的结论，并且经同行专家严格评审获得认可之后，可以“例外放行”。当“例外放行”所依据的规则与前提被飞行试验验证无误之后，有些规则事实上成为日后处理类似质量技术问题的常规放行准则。于是特殊问题特殊处理方法不仅解开了死扣归零标准解不开的死结，而且还成为积累和形成新的技术与管理规则的重要途径。

贯彻法治精神与实事求是原则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比如，航天产品“四个一代”（探索论证一代、预先研究一代、工程研制一代、批量生产一代）的要求几十年来一直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是现在执行的“四个一代”要求已经与形成“四个一代”要求初期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某些阶段研究工作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其原来规定的范围，一些阶段、一些环节的任务与下一阶段、下一环节的任务已经高度重叠。如果教条地按照原定的工作准则与标准执行，将会显著地影响某些突破性重大进展成果的获得。相互重叠与交叉的研究与研制工作不仅为开展并行工程、压缩空间与时间提供了可能，而且还可提前验证突破性技术创新思路，为后续的实际应用研究提前打开通道。深化与扩大某些阶段与环节的研究范围，表面上看仅仅是把某些技术研究任务的完成从后一阶段提到了前一阶段，但其本质上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得生产关系主动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可能，因为在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无论是方法、手段、工业基础，还是技术专家知识的更新与积累速度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味地死守初期制定的工作要求与规范，则必然失去更好利用新知识、新成果与新资源的机会，从而可能延缓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如何正确处理贯彻法治精神与坚持实事求原则的关系问题，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处理质量技术问题组织科研生产活动与治理国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其内在的基本逻辑与精神层面的成果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实施法治。政党依法执政或参政，政府依法行政和执法，国家武装力量依法履行使命和护法，企业依法经营，各类社会团体与机构依法开展活动，公民依法履行社会权利与义务，立法和司法机构依法履行立法、司法的职责。整个社会在法治的状态下和谐有序地运行，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这是人们所向往的现代法治国家理想境界。

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法规是保证社会关系和谐、社会运行有序的必要条件，但其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出现，规范新的社会问题中社会责任主体的行为需要新的法律条文，以往社会实践活动总结归纳出的基本规则必然会存在无法覆盖之处。如果遇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现成的法律规则，就至少是对法治精神的不尊重。

另外，法制不等于法治，法制是有形的，法治是无形的。有形的法制永远无法完全覆盖无形的法治。当遇到现存法律法规不能覆盖的社会实践活动问题时，应该根据法治精神，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不囿于现有法律法规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注意总结归纳出以后可以引用的法律法规条款。换言之，法律法规应该是一部不断吸收“新词汇”的“活字典”，而不应该是一种束缚社会实践活动发展的死教条。

法律制度是社会管理实践的结晶，不同的社会管理实践必然产生不同的法律与法规。在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必将遇到大量的、现存法律法规无法覆盖但又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法治精神，以中国的法治历史与现实为基础，集中广大群众和各个方面的智慧，在面向问题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同时注意总结归纳出以后可以引用的法律法规，不断丰富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与法治精神内容，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