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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网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进财2022年6月在《生态经济》第 6 期发表文章《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人民论坛网转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了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农业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化肥、农药使用过度，饮水水源污染与富营养化，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水土流失与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党中央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基于此，就需要在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的过程中，充分加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工作，建设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农业模式。而研究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优化耦合是推动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解决两者发展相悖，实现区域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故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这对于实现农村产业与生态资源相一致，建立健全高效、优质、可持续的农业经济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村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综合来看，现有文献主要以定量模型研究为主，包括生态足迹模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模糊函数等量化分析模型，形成了研究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文献主要从城市、省际以及区域性层面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少有从时空异质性角度对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趋势进行全方位的把握，难以对两系统的演化规律与空间分类比较状况进行深入考察；而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来看，现有关于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研究，缺乏对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理与结果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适用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对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相关指标进行重新设计，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以详尽考察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港澳台地区除外）2014年中国农业发展论坛，通过耦合协调模型与熵值法，对我国在2011-2020年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状况进行考察。具体则通过构建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量化分析2011-2020年间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等指数进行趋势分析与分类比较，为我国进行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融合管理，加快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建设提供参考。

1 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设计

1.1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理论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关系统通过某种运动方式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实现相互联结的情况，即它们彼此通过某种内在机制产生一体化联动的现象。因此，可以借助耦合理论来研究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联动关系，通过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考察，发现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是否具有相互亲和、相互联动的趋势。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这就进一步要求我国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因而需要农业经济系统形成更高级的功能体，即通过借助其他系统使自身产生进化以形成新的复合系统，进而利用耦合作用促进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而与农业经济系统联系最为紧密的即为农村的生态系统，通过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融合，形成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农村生态经济系统，使两子系统之间产生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传输与转换，弥补两子系统之间原有的发展困境与不足，形成新的可持续的耦合系统。基于此，可以认为生态系统作为复合系统的子系统，能够借助经济系统以解决自身在改善环境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进行取舍的困境。而经济系统则可以借助生态系统的辅助、缓冲等功能，加强农业经济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产生比原有单一经济系统更高级的复合系统，形成更高层次的自我调节功能、负反馈机制以及组织结构的稳定，在系统的动态平衡中促进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协调发展。

1.2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众多学者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早期学者以2005年我国31个省份为考察对象，选取了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农业产值、农村劳动生产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等14个指标构建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两个子系统。也有学者以西南五省、赣南地区为样本，对两子系统指标进行了调整，以求更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增加了人均果园面积、脐橙面积比重、茶园面积比重、年降雨量、地形起伏度以及地形位指数等多项指标。而有学者则以单一省份为样本进行了考察，如有学者以湖南、陕西等省份为样本，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指标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渔牧业比重、人均苹果产量等指标。此外，也有国外学者考察了都市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关系，丰富了两子系统的指标。但总体来看，无论是研究何种层次的样本，所选取的指标并不统一，科学性欠佳，且时空尺度把握较不合理，难以反映我国当前不同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状况，研究视角的广泛性也有所欠缺。因此，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按照客观性、系统性以及数据的可适用性原则，选取了两子系统共16项指标，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注：本文数据选取小数点后三位，下同。

其中，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农业用水量、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均为相应指标与人口总数之比计算而得，单位面积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田有效灌溉率、单位面积耕地化肥使用量、单位面积耕地农药使用、农业成灾面积指标则由相应指标与单位耕地面积之比进行计算得到。农村人均收入指标通过农村居民总收入与农村人口总数之比得到，农业增加值占比、农产品商品率、农业投资贡献率则分别由农业增加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农产品商品量与农产品总量之比和农业固定投资与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之比表示。森林覆盖率通过林地面积与土地总面积计算得到。而人均生态足迹指标则利用Rees &Wackernagel出的方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ef= ΣrjA= Σrj(Pi+Ii-Ei)/(Yi×N) （1）

式中：ef为人均生态足迹；i为消费项目类型；rj为均衡因子，由各消费项目生产面积平均生态生产力与全部项目的生产面积平均生态生产力之比计算得到；P、I和E指标分别为消费项目的年生产量、年购买量和年销售量；Y为消费项目的年均产量；N则为人口数量。

数据指标的权重方面，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确定。首先，考虑到各项指标所代表的含义不同，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正向指标：hij=(Xij-minXij)/(maxXij-minXij)（2）

负向指标：hij=(maxXij-Xij)/(maxXij-minXij)（3）

式中：Xij为原始指标数据，即i(i=1, 2, 3,…,m)地区中的第j(j=1, 2, 3,…,n)个指标。hij表示各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取值范围在[0, 1]之间。

在此基础上，对i地区第j个指标的比重Uij进行计算，即：

根据i地区中第j个指标的比重，可求其信息熵ej和信息冗余度gj（差异性系数），即

式中：d为要评价的年数。为保证信息熵的取值在[0, 1]之间，需要lnd的值大于零。而信息冗余度g越大，则表明该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越高，反之亦然。

根据式（2）～式（6），可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j以及各地区的综合指数hi，即：

各指标的权重已列示于表1中。

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相关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各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此外，缺失数据均通过插值法进行填补。

2 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测度

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关系类型，本文主要采用耦合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将通过耦合度模型来判断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来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2.1 两系统耦合度的计算

在耦合模型中，耦合度主要是对两子系统之间由无序向有序状态的转变过程进行考察，从而反映两子系统内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则主要对农业经济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状况进行考察，掌握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为保证计算出的耦合度结果具有层次性，根据有关文献，可将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公式表示为：

式中：u1和u2分别表示农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综合指数，k表示调节系数，本文取值为2。当耦合度C取值为0时，表明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不存在耦合关系，两子系统将处于无关状态。而当耦合度C取值为1时，表明两子系统存在有序结构，能够有效地产生协同效果。

2.2 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

考虑到耦合度可能在子系统间难以反映整体的协同效应，因而需要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以掌握两子系统间的协同效果，避免因低农业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所导致的高耦合度错觉。因此，本文将计算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式中：Z表示协调度指数；R表示耦合协调度指数；α、β分别表示农业经济和生态系统在总体系统中的比重，两者之和为1。本文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样重要2014年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两者协调配合得越好，越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的高质量水平，故α、β两系数均取值0.5。

2.3 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

根据模型，耦合协调度的取值范围主要在0～1之间。当数值越接近于1，表明该地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越好。基于此，本文将耦合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共划分为四个层次十个等级，并将两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相对关系划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如表2所示。

表2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3 实证结果分析

该部分主要对我国2011—2020年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内容包括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的评价，并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度、协调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

根据熵值法所确定的权重，本文得到我国31个省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综合指数。依据数据结果，本文对两子系统的总体平均指数以及分地区指数进行了考察，如表3和图1、图2所示。

表3 2020年我国各省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

注：限于篇幅，仅列出2020年数据结果，表4、表5同。

图1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

图2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

农业经济综合指数方面，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农业经济指数呈现出上升态势，综合指数由2011年的0.367上升至2020年的0.376。相关指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我国近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突出成果，也说明中央政府在近年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有关政策的支持改善了农村的面貌，有利于推动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除去新冠疫情的因素，近年来农业经济综合指数大多在0.39以上即为证明。从空间上看，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良好，其综合指数基本在0.55以上，且除2013年、2016年和2019年外，其余年份的增长幅度也较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指数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分别由2011年的0.306和0.218上升至2020年的0.330和0.235，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内陆地区受限于自然环境、人口因素与技术条件，在推动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困境。

生态系统综合指数方面，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生态系统综合指数同样也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0.326上升至2020年的0.348，指数增速也在多数年份中处于上升区间。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得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已初见成效。从空间上看，东部地区十年间农村生态系统指数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年综合指数高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均值0.2左右，但存在一定的下降趋势，十年间下降了0.008。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的涌入，城市规模的扩大客观上影响了农村生态状况，也可能与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增加有关。而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指数则由2011年的0.249和0.213上升至2020年的0.335和0.246，其中其随着近年来乡村振兴、中原经济区等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农业的生态状况得到了有效提升，生态系统指数已接近我国的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生态状况仍待加强。

比较来看，我国农业经济指数总体高于生态系统指数，这表明我国农业当前属于经济优先生态滞后的发展模式，但生态系统变化速率较快，两者之比近年来已超过了0.9，发展差距已逐步缩小。空间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两子系统的发展趋势与全国总体发展趋势较为一致，但中西部地区两子系统的发展状况却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中西部地区受国家近年来有关政策的倾斜扶持，再加上多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积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近两年来，生态系统指数已超过了农业经济指数，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由经济优先型向生态优先型的方向转变。

3.2 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

根据对我国2011—2020年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的计算结果，利用耦合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4和图3、图4所示。

表4 2020年我国各省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度与协调度

图3我国总体及各地区耦合度均值比较

图4我国总体及各地区协调度均值比较

耦合度方面，我国十年间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基本在[0.85, 0.95]之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这说明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处于较为紧密的状态。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业自身系统的优化；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生态系统的发展能够容纳农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客观上促使了两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也均在0.97以上，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且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度普遍高于我国东部地区。这说明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建设更依赖于对生态系统的调整与适应，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推动农业发展的高质高效。

从协调度情况看，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度较低，基本处于低度协调水平。与两系统高度耦合的情况对照表明，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虽高度相关，但无法对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合力，难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从空间上看，尽管东部地区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度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协调水平仍有待加强，虽有山东、广东、江苏等省份的协调水平已达到或接近高度协调阶段，但受其他省份的影响，东部地区总体上仍处于中度协调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两子系统协调度水平较低，基本处于[0.18, 0.21]和[0.14, 0.16]之间，属于低度协调阶段。因此，加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是我国农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方向所在。

3.3 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耦合度与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依据耦合协调模型公式，可计算出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根据结果可求得我国总体及各区域的耦合协调等级，结果如表5和图5、图6所示。

表5 2020年我国各省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协调等级

图5我国总体及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比较

图6我国各省份不同程度的耦合协调度数量

从数据上看，我国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相对平稳，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发展水平较低的特点。2011-2020年，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总体耦合协调度由0.445上升至0.456，且自2014年起耦合协调等级由轻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我国的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作用得到了一定的显现。但也能看到，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进步幅度较缓，距离高度协调水平尚存一定差距。而从空间上看，我国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2020年达到了0.540，在样本区间内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濒临失调水平，基本接近勉强协调阶段。其中，江苏、山东和广东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常年处于初级协调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2020年两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分别为0.45和0.384，其中，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提升较快，基本接近我国总体平均水平，未来短期内能够进入濒临失调阶段，说明我国政府的政策倾斜以及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视，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得到了加强。西部地区与我国的平均水平尚存差距，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亟待提升。

从耦合协调发展的比重上看，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处于轻度失调的省份最多，但近年来存在下降趋势，2020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的省份为12个，占比为38.7%。2011-2020年处于濒临失调的省份有所增加，由2011年的7个上升至2020年的10个，占比为32.3%，较2011年增长了9.66%，其中，北京、安徽和四川等省份已从原有的轻度失调阶段稳定在濒临失调阶段。此外，山西由中度失调转入轻度失调阶段，使得中度失调省份十年间降至4个，占比为12.9%。而勉强协调省份数量有所减少，十年间降至2个，其中湖南在2018年耦合协调水平由勉强协调降至濒临失调。但处于初级协调水平的省份增长为3个，为江苏、山东和广东，占比为9.66%，特别是广东自2017年后基本稳定在初级协调阶段。可以看到，研究期内我国处于濒临失调和初级协调的省份有所增加，处于中度失调、轻度失调的省份则有一定程度地减少，两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关系得到了改善。根据惯性趋势及从演化状况的预测上看，未来短期内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将进入濒临失调阶段，在“十四五”期间有望接近勉强协调的水平。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1-2020年的数据为背景，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范围，构建了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计算了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以及耦合协调度，探究了我国近十年来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演化规律，研究结论如下：

（1）2011-2020年，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总体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处于经济优先型发展模式。其中，东部地区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发展状况显著高于总体水平，但增速有所放缓，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两子系统发展较快，特别是中部地区已接近平均水平，两地区已由经济优先型向生态优先型发展模式转变，但发展水平仍比较低。

（2）十年间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上两系统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且中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这表明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依赖于对生态系统的调整和适应。但我国整体与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程度较低，仍处于低度协调阶段。而东部地区虽有部分省份两系统的协调程度较好，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3）总的来看，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已进入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接近勉强协调阶段，部分省份已进入初级协调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仍处于轻度失调阶段，但中部地区近年来已开始逐步进入濒临失调阶段。具体而言，我国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阶段，2020年占比分别为38.7%和35.5%。其中，轻度失调省份数量有所下降，北京、安徽与四川等省份已进入濒临失调阶段；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如湖南；而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度上升幅度显著，山西进入轻度失调阶段，广东进入初级协调阶段。

根据上述结论，针对我国当前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在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发挥各自的区域优势，加强区域间的互动合作，推动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同步协调。各地区应利用当地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支持，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同。东部地区可利用毗邻沿海的区位优势和开放优势，积极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以促进自身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优化。中西部地区可借助国家的政策倾斜，如西部大开发、中原崛起等战略，优化当地的农业发展模式，加强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利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原城市群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加强区域间资本、人力与技术的互通有无，进而推动落后地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2）结合区域生态要求，加强创新技术的应用，以绿色技术推动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融合。结合自身区域生态特点与重建要求，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培育生态农业，发展循环产业。通过后续产业的发展，改变农村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同时，加强创新技术与人才投入，通过“互联网+”与智慧农业等技术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构建起“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高质量农业经济体系，形成与农业生态良性发展的循环系统，从而建立起农业经济生态化、生态资源产品化的农业发展模式。

（3）完善制度保障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优化。一方面，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另一方面，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的方式，增加对农产品的科技投入力度，为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此外，推动落实退耕还林还草、畜禽粪污资源化、封山禁渔等政策，并利用绿色生态技术发展环境保护、生态惠农项目，以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的方向转化，进一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作者：张进财，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