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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种药是如何研发的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药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在梁贵柏看来，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微波干燥技术在中药制药的应用，但只是个别现象。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每个人都免不了和药打交道。小小一片药，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在诞生之初却经历过一段段复杂、曲折而艰辛的过程。现代药物研发背后，早已不是小作坊，而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科学体系，支撑这个体系不断前进的则是人类与疾病抗争、捍卫自身健康的不懈努力。

一种新药是如何从无到有的？那些里程碑式的药物是如何改变个体命运、改写人类历史的？高价药的“锅”应该由药企来背吗？中国在未来的新药研发中将扮演什么角色？面对这些问题，你或许能从这本《新药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新药是如何产生的

药物研发的历史写出来必定好看，因为它既关乎人类健康的宏大命题，又充满了惊心动魄、百转千回的细微情节。然而，要把它写好却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爬梳历史的能力，还需要拿到许多准确的一手资料。但这项工作对于梁贵柏来说，无疑是合适的。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的梁贵柏，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对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西格列汀的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他转向独立咨询，致力于中美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并进行医药科普。

因为有着多年的切身体会，梁贵柏深知一种药物从科学理论到可安全使用，这背后是一个怎样庞大的生命科学体系在支撑，这中间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又需要经历怎样复杂的过程。但普通公众对此几乎不了解。

这种反差成为梁贵柏写作《新药的故事》的动力。在书中，他书写了11种药物研发的故事。“选择这11种药物，首先考虑的是药物的重要性和对公众的意义。”梁贵柏解释说，“我选择写的都是对人类健康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药物。其次，我试图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写。”

比如，书中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抗艾滋病药物。“抗艾滋病药物是在不挣钱，甚至赔本的预期之下做出来的。”梁贵柏介绍说，当默沙东计划研发抗艾滋病毒新药时，它的市场和财务部门对该药盈利的预测是负值，也就是说，这是个赔本买卖。因为艾滋病常见于吸毒人群、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弱势群体，市场有很大局限，且新药价格会受到很大挤压。当然，如果研发失败，就更是鸡飞蛋打。“但即便如此，默沙东仍在做，其他美国的大药厂也都在做。当然你可以说这里面有企业形象的考量，但他们在客观上为人类健康带来了福祉。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和科学思想是贯穿在这11个故事中的核心理念，梁贵柏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读者能对创新药物研发的风险、周期和社会效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看到这背后的精神内核。

怎样平衡利益与公益

书中11个故事全部来自默沙东的案例。对此，梁贵柏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是他最熟悉的故事。“在默沙东工作近20年，我知道这些药物的来龙去脉，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

挖掘新药研发背后的故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梁贵柏看来，只从公开发表的文献和报道中收集素材是远远不够的，而医药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又极其严格。“离开默沙东之后，我也一直试图深入了解其他公司开发的重要医药产品，但进展缓慢。因为这需要有正当的渠道微波干燥技术在中药制药的应用，随便找个熟人打听，可以了解一些小道消息，获得一些线索，但作为写作素材是不合适的。即使是在正式场合获得的信息，也要得到这家公司法务的核准才能发表。”

尽管如此，梁贵柏的努力还是有了结果，他的第二本关于新药的书中就将不再是默沙东的案例。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药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在梁贵柏看来，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只是个别现象。“的确有不良商人通过涨价、卖高价药来赚钱。但大部分药企的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有自身的制衡机制。”梁贵柏介绍说，首先，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

“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巨大的，同时，它的价格还要覆盖之前研制失败所产生的成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药物研发的成功率还只有10%左右。所以，药厂必须考虑它的专利保护年限以及市场需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一旦过了专利保护期，药品价格就会断崖式下降。”梁贵柏说。

那是不是因为药企有了定价权，就能漫天要价了呢？“也不是。”梁贵柏说，这还需要综合考虑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他们通过考虑国家医保政策、商业医保等因素，通过计算定出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价格。国家医保政策实际上是对药企定价权的一种制衡。另外，一种新药研制出来后，往往同类机理的第二种、第三种药物很快也会诞生，产生竞争，这是来自市场的制衡。”

在书中，梁贵柏也讨论了药企利润的问题。他在一开篇就引用默沙东制药公司前总裁乔治·W·默克的话：“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保证健康领域有不断的投入、良性的产出，这是一个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问题。”梁贵柏说。

中国能否“弯道超车”

在书中，从二战前夜的青霉素研发到如今的抗艾滋病药物研发、抗癌药物研发，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向前发展。

“新药研发与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突破紧密相关。”梁贵柏说，二战后，分子生物学在多个方向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完全改变了新药研发的模式，使其从细胞层面深入到分子水平，也就是“靶向治疗”。在锁定分子靶标的基础上，医药界开发出了许多重要的药物。

如今，从技术层面上看，梁贵柏认为，新药研发最主要的新特点就是人工智能（AI）。“只是目前，AI在新药研发领域的应用仍旧在非常初步的阶段，而且主要是A（automation，自动化），并没有多少I（Intelligence，智能化）。虽然也有一些‘学术范例’，但与实际应用还有些距离。”但他相信，“AI制药一定会来的，而且肯定比我们预料的快。”

人类仍在与疾病赛跑，在这个跑道上，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梁贵柏的观察来看，中国新药研发的发展很快，资源投入增长迅速，而且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医药界的“创新性”还有待提高，“Me Too”和“Fast Follow”是目前的主要模式，这与中国基础生命科学的水平密切相关。

“面对起步晚的现实，很多中国制药人正在力图‘弯道超车’。”梁贵柏说，“我很希望有人能成功，但这肯定只是个例。中国创新型药物研发的整体水平要提高，需要国家对于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源的投入要加大。这是一项长线投资，随着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成为制药强国指日可待。”

《中国科学报》 (2019-09-27 第6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