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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关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源于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校成立的农业经济系，迄今已近百年历史。近百年间，学院名家辈出，为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贡献着力量。出于丰富学院历史，完善学院文化，传承大师精神的考虑，我们曾编撰出版过《风雨九十年》。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将对这部书中的所载所记予以补充修订，以进一步领悟传承名家身上所展现的使命与担当精神，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迈进新征程。

十大教授之安希伋篇

安希伋，1916年生于河南省汤阴县，1936-1940年就读于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被母校聘为助教；后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任助理研究员；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上海扩建为中国经济研究所，时任副研究员，兼任《世纪评论》周刊(南京)编辑。1948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进修经济学。1950年回国后被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1953年奉教育部令调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从事农业经济教学和科研工作。1978年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北京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北京农业大学授予“农大人”称号。曾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农村经济顾问团团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中国代表。1993年入选剑桥国际名人录。1994年当选为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荣誉终身会员，以表彰他对农业经济学与国际学术交流做出的贡献。2009年1月6日逝世。安希伋先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参与多项农村改革活动，开展农村基层调研和分析，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献智献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先后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建立了农业经济学术合作关系，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界融入国际农业经济学界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开辟海峡两岸农业经济学界交流的渠道。

求学治学生涯历程(自述)我于1936—1940年间就读于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陕西省杨凌)。当时该系有从英、德、法、美、日等国留学归来的十位教授。他们各有所宗，百家争鸣。青年教授张之毅讲授并评价美国农业经济各学派的学说，辅导学生阅读原著，翻译论文，还开设专课论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评价20世纪30年代国内农业经济学界的学术大论战。刘潇然教授讲授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说和土地经济学。张德粹教授系统讲授以英国、丹麦为代表的西欧农业合作思想渊源和动态，展望农业合作事业发展前景。耳濡目染，兴趣油然而生，这是我进入这一学科的起点。1940—1947年间，我先后受聘为母校助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助理研究员、中国经济研究所(南开所迁到上海并扩建后改名)副研究员，并兼任《世纪评论》周刊(南京)编辑，在“时事纪要”专栏下，每期写一篇时事评论。1948—1949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进修经济学理论(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le)，主要系统学习新老古典经济学派学说。在学习中产生了一种茫茫然感觉:怎样把这套复杂、细密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联系起来呢?曾一时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后来经过假期中在一家果园和一家餐厅打工，接触到美国的现实经济生活，这才认识到:中国还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当然不能把美国经验照搬到中国来。1950年初回国后应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1953年奉教育部令调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50—1998年期间，先是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农业经营经济学、农村金融学、高等统计学、农业地理学及生产经济学;80年代后期因应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新形势，才系统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以及作为经济数量分析方法的线形规划和一般均衡理论在农业中的应用等课程。青年时期，我有机会做过三次农村调查，获益颇多，并对此后治学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学三、四年级期间，利用假期，在张之毅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对当时抗日战争后方仅存的陕西省渭北棉区的棉花生产和运销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就三原县、泾阳县与高陵县三角地带棉花集散市场的区位变迁历史做了一些研究。随着西安棉纺织厂的建立，棉花初级市场从古丝绸之路上一个重镇的三原转到了靠近棉花加工地的泾阳;西(安)铜(川)铁路通车后，又从泾阳转到了铁路沿线的高陵。后来发表了一篇《陕西省的棉花运销合作》(学士论文)。

另一次渭北调查是研究古丝绸之路陕西段(东起朝邑县，西到凤阳县)药材、役畜及茶叶市场发展沿革。调查中又发现许多与区位理论相关的有趣现象。例如，泾阳县本来仅仅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一般县城，只是由于当地水质优异，就成了湖南红茶输往我国内蒙古、新疆以及俄国必经的加工基地。在泾阳制成的茶砖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从而为泾阳带来一派繁荣景象。泾阳县商会就设在一家茶庄里。我为此写了一篇专题报告。这两次农村调查给我带来了许多启示。看似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就植根于平凡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经济变化川流不息，只有从变化过程中才能把握它的脉搏。1942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重庆)工作期间，曾为执行当时粮食部委托的一个科研项目，被派到四川省北部地区做农家经济与粮食市场调查。一个北方人到水乡做农村调查，自然会感到处处新鲜，事事陌生。头一个困难是语言障碍。不是语言音调问题，主要是不懂当地通行的乡俗词语。例如“秋儿”(长工之意)，“零儿”(日工)，“挑”(计量水田面积的单位)等。并且，到处都是从未见过的事物。例如，在梯田上架起的龙骨水车，有的两部水车连接起来才能把水拉到望天田里;又如，在秋收后的田埂小道上，常看到退佃后的佃农们携儿带女、肩挑手提着全部家产的搬家景象，更是闻所未闻。

所幸机遇好，不期而遇先后得到两位排难解惑的老师，调查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调查第一站是合川县，我住在四川省农科所合川农事试验场，可以就近走访农家。承场长好心帮助，派了一位少年工人做向导。初中文化程度，聪敏、诚恳、热心，实际上是一位解说员，成了我与农民沟通中不可缺少的桥梁。第二站是广安县，借住在一所乡村小学里。学校厨师是一位有丰富农事经验并充满智慧的老农。我在调查中碰到一些困惑不解的事情，晚饭后就在厨房向这位老师请教。听了他对提问的解说，常有豁然开朗之感。例如，调查中发现，当地一头水牛每年平均约耕地40天，包括借牛、租牛天数，也再无别的活可干，与我熟悉的北方黄牛四季劳作大不相同。因而饲养费用颇大，牛的工日成本很高。以此请教厨师，他稍作沉思后解答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么!”很显然，对厨师来说这个问题来得突然，可能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不说自明的问题。因而才稍作沉思。其实，道理本来很简单，种水田就不能不犁田造田(搅动水田深层污泥)，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务农经验:既要造田，就离不开水牛，这是当时当地现实生产条件决定的。这次调查，使我对于调查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于调查工作人员来说，调查工作本身就是一所学问很深的大学校，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只有深入生活，积累社会经验，才能拓宽视野，从而避免拘于一格和本本主义，展示独立思想。这次调查历时半年，足迹遍及南充、遂宁等四县城区和九个场(镇)，调查了十三个粮食市场。访问农户一百多家，步测水田面积一百多块。按原先设计，取得大量有关农家经济与粮食市场的第一手资料。调查结束后，因工作变动，急需转入新工作岗位，资料整理统计工作还没有完结，就把全部资料封存了起来，只发表了一篇《以川北地区水稻、小麦生产成本调查研究》。调查工作几乎无功而返，也是无可奈何。川北调查工作结束不久，我被借调到一个研制战后经济建设规划的单位。那时候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人们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社会上也普遍关注战后经济恢复与建设问题。工业化成了经济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也有的经济学者提出应把农业商品化提上日程。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土地利用的远瞻与近瞩》的文章，表达有关工农业关系问题的个人观点。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有关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备情况的内部资料。读后意识到，战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环境。为此写了一篇《二战后世界粮食供需新形势》，希望引起朝野关注，预为图谋。当然，这些都是业余即兴之作。1950年以后，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逐年积累教学资料，60年代初主编了一本《农业经济管理学》。

按农业部规定，作为全国统编教材使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农业大学迁到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沟。据说这就是40年代初大生产运动中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屯垦的地方。到沟后，由于一时不慎，我桡骨折断，不能再干重活。后得领导照顾，派作羊倌。每天哄羊群上山后，就在山坡漫步或随地坐卧。为了打发时光，想到何不利用闲暇读书。于是就再一次重温《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转念之间，得以增进学业，还化百无聊赖为兴味盎然，顿感心情宁静，生活充实。1978年之后，教学之余，做了一点编写工作。写了两本书，一为《农业生产经济学》，二为《农业经济数量分析理论与方法》。这两本书的写作，主要是试图结合我国正在迅速展开的经济改革进程，介绍一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运作的机制、经验与理论，设想可能会有可借鉴之处。同时，为了参加对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问题的讨论，1978—1993年间，陆续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七篇英文论文，主要是论述和评价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与取得的成果。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约40万字，1994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为《市场经济与农业》。从70年代末开始，除了教学工作之外，我进入了农业经济学术社团性活动领域。

1978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村)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1979—1994年间连续被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分工主管国际学术交流工作;1982—1994年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1984年受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农村经济顾问团团长。本来这些都是虚职，不过，它使我有机会广泛接触到了国内外宏观经济领域。对于我来说，这是又一个新天地。从此开始，不断地接待外国学者访谈，进行学术交流。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也以研究中国农业为名，前来进行访问。我的理解，这是由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表现。有些来访活动，具有实质内容。198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Food Institute)所长富尔康教授(W.Falcon)与温洛克(Winrock)基金会经理史密斯(J.Smith)联手访问我农业经济学会，提议与我会建立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与教学合作项目，美方负担全部经费，并派专人常驻中国。请示农业部后，我方表示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同意美方提出的合作方案。富尔康教授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坚持不肯放弃，经过三天谈判，我们最后同意举办一个农业经济研习班，由美方每年暑假期间选派两位教授来我国讲学技术经济学论文，我们从全国各院校和科研院所选送40名青年学者入班学习，聘请讲师费用由美方负担，讲习班日常费用由我方负担。

这个班持续办了四年，每位学者合计听课约半年。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较早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一次活动。1982年富尔康教授聘请我担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当时因国内工作繁忙而婉辞。从1979年开始，我参加了几次国际学术活动。1979年秋天，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加拿大斑府(Banf)学术中心举行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17届大会。这是1950年后我国第一次与国际农业经济学术界接触。除了代表团集体论文之外，我为会议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中国的种植业多熟制》。1982年奉农业部令与刘崧生教授和王广森教授组成一个小组，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资助下，访问了美国东、中、西部四所大学。费时一个月，先后与70多位同专业美国教授们进行了个别学术交流，还访问了几家不同类型的农场，使我们对于国际尤其是美国学术动态有了一个一般的了解。1985年和1987年两次应德国霍恩海姆(Hohenheim)大学邀请，历访德国五所大学和三家科研机构，与30多位德国同行进行了个别交谈。对几家养牛场、养鸡场、养猪场和蔬菜农场及其批发部做了些初步调查，并与霍恩海姆大学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还与德方导师讨论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问题。

1987年代表中国农业学会与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当选主席朗·沃斯教授(John R.Longworth)共同主持了在北京市怀柔县举行的农业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IAAE两次大会之间一次常规的中等规模的学术活动，也是我国首次举办类似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英文版大会论文集—《中国奇迹》(China’s Miracle)。我的理解，这表达了国际农业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开放改革政策的赞赏和对我国农业发展成就的祝贺。

中方专家赴德国研究合作项目1988年应邀参加了在美国依阿华州德斯莫伊斯市(Des Moise，Iowa)举行的世界食品大会。这是美国学界和政界为次年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的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国际贸易谈判而做的一次造势活动。虽然我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主要是谈论中国的农业政策、成就与问题技术经济学论文，可事实上也很难回避大会主题。在一次电视直播的圆桌会议上，我针对美欧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论战明确表达了个人的评价和观点，自由贸易或高额贸易壁垒都行不通，出路在于双方协商，化解矛盾，求得平衡。这些观点后来也形成了文字。会议期间，与依阿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并与美方导师讨论了我早先所派一位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初稿。1989年与朱道华教授等一道应邀参加在美国南方贝顿如格市(Baton Rouge)举行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年会。会上与台湾大学和中兴大学几位教授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1990年参加了两次国外学术活动。先是出访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nsland)，执行学术交流项目，审查我所派博士生论文进展情况，并顺访悉尼大学农业经济系和会计系，以及新英格兰大学农业经济系。二是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洲(主要是东南亚)农业发展研讨会。会议期间访问了泰国新经济区。1994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0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大会上选为该协会荣誉终身会员。我把它看作是一种鼓励。2004年初春于北京